河南大学研究生(河南大学研究生分数线)




河南大学研究生,河南大学研究生分数线

癸卯年来了。经过三年封控的第一个春节到后,按官方的说法,“顺利地度过了疫情的高峰”。

年轻人开始疯狂性的消费和娱乐,烟花爆竹也又在城市放开,社会好似重新进入一片祥和。但我作为一个迈入暮年的老者,对许多师友在突然爆发中的感

染高峰中逝去,心里还是有挥之不去的阴云。

立春以来原本晴和的天气,元宵节后又变得雾罩阴冷,从阴历正月十九开始,已经是雨夹雪的冰寒天地。

三年的封控,我已经习惯闭门不出,这样的天气,我更是待在家中。正月二十日清晨,和我同住一栋楼的妹妹打来电话问我,你们家门洞前摆放有送给姓孟

的老人的花圈,是不是你们社的哪位老人去世了。

这我才惊闻知道,多日不见的老领导孟庆锡先生不在了。

孟庆锡 先生遗照

我约上住在对门也已退休的社办公室老主任王新甫先生,两家人一同去孟家吊唁。

孟家子女和孟夫人赵大姐迎我们进屋,向遗像三鞠躬后,奉上我们微薄的赙仪,赵大姐陪我们坐下。

她说,是她去年12月16号先感染上了,自己稍有好转,孟先生就开始也有症状,不舒服,孩子们马上把他送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是他多年因

高血压经常看病就诊的医院。

到医院一查为阳性后,立即住院。远在海口工作的老二也赶回来照料。这一个多月孩子们都瞒着她,说病情稳定,谁知道就一病不起走了。 要是不去住院,

说不定还能熬过来。

她又说,疫情封控这些时,还有解封这些时,家里一直都是封门闭户。

门头上还装了摄像头,买的菜送来,都是等人走后,才开门消毒拿进屋。怎么会传染上呢?“是不是对门 高 老师被救护车拉走时,我从窗户往院里看了看

传染上的?”

我们都连连劝她不要往自己身上揽罪过,病毒无影无踪,谁能防得住?有病不去医院咱去哪儿?要是真的不去住院,有个意外才更后悔哩。

我问孟先生的女儿,告诉社里了没有。她说,已经说过了。许社长和赵社长来看望并送了花圈,刚走没一会儿。我又问发讣告了没有。

她说:“我和我哥哥他们商量了一下,都觉得不用了。我爸爸对世情看得很透彻,对生死之事也看得开,对这些事情比较豁达,就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谢谢大家!”

告辞回家后我想,孟庆锡先生是我国首届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生,是将自己终生奉献给古籍研究、整理、出版的学者,又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独立经营后的

首任社长,多有成就的出版家。

作为他多年的老部下、老同事、老邻居,我受益匪浅,还是应当有文字表达自己的悼念之情。

《白话二十五史》 孟庆锡 主编

孟庆锡先生是河南民权县人,出生于抗日烽火中的1937年11月12日。1938年5月,日寇沿陇海铁路向西,准备夺取郑州,再沿平汉路南下,攻略武汉。

6月9日,蒋介石密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豫、皖、苏四十余县遂成一片汪洋。民权县也沦入波涛泽国之中。

他的伯父在国破家亡的灾难中,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担任县里领导。孟先生在苦难中活了下来,并在红旗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早在初中将毕业时的1955年7月,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他高中毕业,被保送作为留苏预备生培养。

这时全国还在继续“跃进”的热潮中,但是中苏关系的裂痕已渐明显。 他们这一批预备生,没有赴苏留学,而改往国内大学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古籍整理人才极为稀缺。

1958年,以齐燕铭为组长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决定通过高教部安排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学生毕业后从事古籍整理出版

工作,具体实施由北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操作。

孟庆锡先生就是在此背景下,于1959年9月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首次招生的古典文献专业学生。

五年中,他们先后受教于魏建功、周祖谟、阴法鲁等大家。被称为“金老板”的金总对开设这一专业寄予厚望,十分关注;齐燕铭先生也亲自为这批学生讲

课。

五年后的1964年7月,经金老板亲自从中挑选,有十一名应届毕业生:

冯惠民、马蓉、梁运华、刘尚荣、包遵信、魏连科、张忱石、沈锡麟、楼志伟、黄葵和孟庆锡,到中华书局从事古籍编辑。 后来这些人在此领域都取得了很

大成就,不少人成为学界巨擘。

没过几年,孟先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任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策划编辑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图书。比如,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出版就有许

多贡献。

他的性格随和,待人诚恳,与室里老老少少的编辑们,像后来我认识的周汝昌、刘文忠、杜维沫等许多人都成为好朋友。

孟先生到中州古籍出版社工作后,我外出参加学术会议遇上他们,都要热切地探问孟先生的近况。

孟先生工作闲暇时,常给我讲人文社的许多逸闻逸事,可见他对那一段岁月的一往情深。我编辑张伯驹老人的《春游琐谈》时,就是孟先生写信介绍我到北

京东四和朝阳门之间的南竹竿胡同去登门拜见周汝昌老先生求教的。

《春游琐谈》

在孟先生调到中州古籍出版社之前,我和他虽未见过面,但已有书函来往。事情是这样的:

80年代初,我开始策划选编《明清文言小说选刊》丛书,计划收先前没有整理过的此类小说校注本十种。有一天,我正在编辑室编稿,只见一位英俊高大的

青年军官来找我。我不认识他,所以一脸茫然。

他笑着自我介绍说,他在商丘军分区服役,他的兄长孟庆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兄长正在校点一本文言小说,听说这里已经将要出版了,他就不打算再

搞,只是想借一份校样看看。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是哪本书了,大约是《小豆棚》或者是《客窗闲话》。因为是同行,我就取了一份校样给他带给孟庆锡先生。后来孟庆锡先生将校样寄来

还给我。

虽然他不再继续重复整理了,但他把我所奉校样中的错讹处都一一标了出来,对这部书的质量提高有很大帮助,我心里很敬重这位素未谋面的同行。

当时在京津等大城市工作的外省籍人员很难将家属的户口转进去,只能多年两地分居。孟先生的一家还在民权农村,孩子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成人后就失去

随父母进城的机会了。

“文革”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放松了调动管理,诸多在大城市工作的职工,为了家庭团聚,选择调回原籍工作。

我们社的上级领导并兼任我们社社长和总编辑的河南人民出版社社长于友先和总编辑杨凤阁,就是因此分别从天津南开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大学调回郑州

的。

孟庆锡先生也想联系调回河南,好让一家人户口农转非,在郑州团圆。有亲身感受的这两位领导,马上同意接收他来河南出版界,并准备任命他担任中州古

籍出版社领导。

1984年12月28日起,中州古籍出版社从河南人民出版社分出来独立经营。

孟庆锡先生调回来后,就任社长兼总编辑;从河南省《辞源》修订组留在社里的庄昭先生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庄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因此他们二人分别兼任文学编辑室和历史编辑室主任。

当时,古籍社还在花园路54号楼的三楼,仅有八间房子,他和庄昭先生同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办公。没有仓库,工厂将图书印好,拉来送到楼下就不管了。还

得社里全体职工齐上手,把书一包包一捆捆地走楼梯搬到楼上办公室存放。

后来虽然在一楼分到了两间作库房和一间门面作读者服务部,但样书来了,还依旧得往楼上搬。

每次书送到以后,孟先生虽然有条腿从小落下残疾,但他都和大家一同搬书,夏天热得只穿一件背心上上下下,冬天热得满头是汗也不停歇。

独立之始,河南人民出版社只分给中州古籍出版社八万元启动资金。孟先生就靠这仅有的八万元,带领全社职工创业办社,奠定了以后发展壮大的基石。

当年,全国各个出版社都转入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模式,赚钱成为能否存活的很重要目标。 各地文艺社、古籍专业出版社,都在出版四大名著等畅销书,不

少是直接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一字不动翻印的。

作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多年的他,对自己和同仁们的心血凝聚的成果被盗版,自是非常愤慨。他在我们社立下规矩:

凡是人文社已经出版过的古籍,一律不再重复出版。所以,那时我们社整理出版的许多古代文学作品,全都是前人没有整理排印过的古籍。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明清文言小说选刊》和我策划编辑的《话说隋唐小说丛书》因此就得到了他的支持和肯定,其中多种被社里推荐上去得到各种奖励。

四大古典小说名著原著整理方面,我们社这个时期只出版了《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而在相关研究方面则出版了宁宗一《中国古典小说探艺录》、杜

景华《红楼梦艺术管探》、河南社科院文学所编《〈三国演义〉论文集》、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等一大批著作。

牟世金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在我们社出版前,他约请了七八位相关领域权威专家霍松林等来郑州,住在中州宾馆集中评审修改,使之成为一部既有总结性又有开启性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此后带动我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家评传》《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家评传》《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家评传》《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等一系列评传体重头图书。

他策划编辑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一百册(另附索引一册),选收该馆藏拓本约两万种,被称为“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二十五史》”,

印制精美,还没出书就被海内外订购百余套,获得国家级银奖,誉满天下。

《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对于刚刚兴起的自费出书,他坚持以安排发行量较少的学术书为主。当时个体书商特别活跃,全国各地大小城市都有他们所聚集的充斥着格调低下甚至黄

色、暴力出版物的书城,与新华书店抢读者,抢生意。

年轻人已经很快喜欢上了录像磁带,爱看影视作品,除了上学外,大多数人读书渐渐只是为了消遣。

风气所致,我们社也不能完全抵挡个体书商的入侵。但在与个体书商的合作中,他还是能力争坚持底线的。

有一次,曾在古籍社前身——中州书画社旅游编辑室工作过的省文联《莽原》期刊编辑易殿选先生,介绍一位个体书商名叫边浩,来古籍社联系自费出书。

我看了这部十六开本的书稿大样,见大都是古代爱情、武打题材的小说,只有一篇是当代题材的作品,没有什么内容方面的问题,就建议孟先生签约同意出

版。 可等到边浩把封面拿来后,见上面画着一个穿比基尼三点式泳装的舞女。

我说,书稿大都是古代题材,不同意用这样的封面。 边浩说,书中也有这个情节,一定要用它才好销售。 我们僵持不下,一起到 孟 先生办公室请他定

夺。

在无情的经济指标压力下,他做了折中,让出版科的王中有操刀,将封面上的舞女上身的白色纱质披肩颜色加重,下身短裤加长了事。

我当时感到领导“和稀泥”,后来我进领导班子,方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文钱压倒英雄汉”,全社上下多项开支、几十名职工的工资是一样也拖

延耽误不得的。 作为一把手,“高处不胜寒”,有许多无奈之处。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他比较内向,不擅交际,但他真诚地希望全社上下团结成一家人,齐心协力做好工作。

有一次社里年轻同事们聚会,也把他请去了。他很高兴,对大家的敬酒,来者不拒,一杯杯都仰头而尽,结果酩酊大醉,躺在沙发上起不了身。同事们又有

愧,又感动,觉得孟先生真是实在人。

文学编辑室起初只有一老三少四位编辑——王鸿芦老师,以及郑荣、袁健和我。袁健是“文革”后首届入校的郑州师专中文科毕业大学生,其余三人都是

《辞源》修订组留下的编辑。

王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西北大学法律系,郑荣是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我则是1978年以高考的形式取得中学语文教师资格的中学毕

业生。

从人才济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到地方小社,孟先生觉得我们几个的专业和学历水平都不高,就通过不同的渠道又调入了范炯、贾传棠、张长法等三位先生

到文学编辑室来。

范炯也是“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省民政厅工作。他不喜欢办公室单调的文秘工作,自己到人才市场另谋职业,恰巧被求贤

若渴的孟先生遇见,一拍即合,来到社里。

范炯年纪虽小,但学养很深,思维敏捷,观点前锐,口才和文笔都好。当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十年黄金时期,樊笼打开,突破禁锢,各种潮流涌现出来,令人

大开眼界,举国上下都在为失去的十年奋斗拼搏。

范炯虽然患有肾病,体质较弱,但对编辑工作十分投入执著,在社九年间,编辑图书近百种,他设计组稿编辑的《新潮文史书系》等多种图书,在学界引起

很大反响。

孟先生和全社编辑都很看重他。贾先生是从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文革”后首届研究生,师从华钟彦教授,毕业后分到河南省图书馆,调来了古籍社。

张长法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但在校时因赶上“大鸣大放”,枪打出头鸟,而被“错划”,毕业后先到东北一个师范学校当教师,后来回原籍河南禹州农

村教书。

他在南开读书时和于友先是同窗,此时经于友先推介来到中州古籍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从事编辑。

他们三人都很有个性,常有不同凡响的看法和举动。范炯终因病体不支,三十六岁上英年早逝。他的许多作者朋友赶来为他送行,同事们为他编了一本《走

过世纪末:范炯文集》作为永久的纪念。

贾传棠先生后来是首批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编审,被《河南新闻出版报》誉为“两弹一星式的专家”。

张长法也策划编辑了许多好书。他依旧保持着卓然不群、言行锋利的一贯作风。他自己曾说:“我每到一个单位,从来都是矛头向上。”

有一次开罢全社职工大会,孟先生宣布散会,张长法忽然站起来阻拦说:“老孟,先别慌散会哩!你给大家说说现在社里是左的倾向占上风,还是右的倾向

占上风?”

孟先生有些为难地说:“这个问题恐怕还得具体分析吧!”张长法马上声色俱厉地接上去:“你看,你连社里的基本动向都搞不清楚,咋能当好社长哩!”

颇有挑战的意味。言辞木讷的孟先生,自然不是他的对手。当时社里对如何办社众说纷纭,工作遇到很大阻力。

在1988年8月换届时,上级从外单位新派了领导主持社务,孟庆锡先生、孟昭先生都退了下来。庄昭先生自己联系南下回到母校中山大学出版社,孟先生则

继续留在中州古籍出版社。

《详解词典》

退下来的孟庆锡先生如释重负,颇感轻松。无论治乱,他从不评论继任们的决策,而是沉下心来,埋头工作,兢兢业业做好编审业务,又编辑了《左传详解

词典》《严羽集》等不少学术水平高的优秀图书。

1997年11月从中州古籍出版社退休在家,他仍然笔耕不辍。社里盖好家属楼,我们分在同一门洞,他住二楼,我住五楼。

我在上楼回家时常给他送社工会发给退休职工的票证,过年过节或者有病住院时我也去探望他,常见他还在伏案工作,在病床上看书。

他很满意自己丰富的退休生活,乐呵呵地说:“有专长的人,谁能闲得住啊!退下来,还能编点书,写写东西,不挺好吗!”

孟庆锡先生一生致力于古典文献整理出版,个人著述亦甚丰赡,曾校点《飞龙全传》(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绿野仙踪》(中国通俗小说名著分类文

库)、《萤窗异草》等古典小说,主编《白话二十五史精选》等多种古籍著作出版;有《古小说简论》等古典文献研究论文多篇发表。

《萤窗异草》

孟先生虽有高血压病,但多年注意治疗服药,病情尚还稳定,如无意外,来日方长。但不幸于2022年12月25日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医院病房人满为患,

床位、药品、器械都极度紧张。

原本四百多元一支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炒卖到三千元一支。子女们四处托人寻求,不计价钱,买来十几支供抢救使用。

百法用尽,但终无效,先生于2023年2月9日上午逝世,享年八十七岁,实在令人扼腕痛心,遗憾不止。故谨撰此文以致悼念。

先生为人忠厚、平易近人、做事沉稳、工作严谨、忠于职守的高风亮节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张弦生 恭记于 2023年2月12日

文章作者单位: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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